在阅读钟志邦的书时，笔者在反思，本人身为一名福音的推广者，无论是基层到高层，或政府部和其他地方，都有义务将福音传进去。那么针对政坛或国家机制，笔者该希望把“基督教”抑或“基督信仰”带给他们呢？
教派的其中一个重要“生存之道”，是靠着组织能力或国家政治机制来维持。信仰却是靠着真义（真理）和所相信的至高神来维持。因为神的国不属这地上，而是建基在人的心里（路加福音17:21）。
那么如果要把基督信仰的真义融入政治和国家机制当中，首要的不是把“教”巴结或转移到国家政治机构模式里头。因为就算已经把圣经治国模式融入在国家机制和政治里，污秽心肠的政治人员仍然可以施予手段将之扭曲。
所以真正要把基督信仰融入政治和国家机制当中，是要先把它植入政治里头的人心里，在心里被基督信仰的奥秘、大能、爱和真义（真理）所感动，而在人的心里建立神的国。
结论是，要能“政教合一”，需先在人心建立神的国（不管什么阶层），后才在外在机制和模式上将之进行转移和改造。
每个时代对于某方面真理都有着不重视或忽略的时候，神就会兴起祂仆人以一些改革性运动来提倡和复兴那方面的真理，例如“因信称义、唯独圣经、五旬节运动等等” 谢品然把许多教会所忽略的圣经公共性特质，加以提倡，笔者相信是神的作为。
从“神的基本意念与关怀都是普世性与公共性的”这句作者的话来初步断定，谢品然极可能否认了圣经中有排他性的部分。笔者不完全赞同，也不完全地否决。
罪、圣洁、救恩 的三角关系
从文章中可联想到，神在圣经的开始和末了都提到了公共性的重要。圣经开始的创世是为普世，圣经末了的新天新地也是为普世，是神最终的计划。可是当罪渗入世界，就在世界中加赠了排他性的因素。第一就是人类和神因罪恶所逼而必须排除彼此，只因神全然圣洁，人类的自我中心和悖逆就导致排除与上帝之间关系的状况。但接着基督耶稣的救赎，就再把两下合为一了。可是对于最终都不信福音的人而言（无论是在旧约或新约时代），忌邪和恨恶罪的神最终还是会对他们进行“排他”。
鸡蛋和车的比喻
那么圣经的公共性和排他性能不能在同样环境，并在不同角度的看待中并存呢？是能的。比喻，鸡蛋不能裂开（排他），小鸡就不能出来。但藉着鸡蛋裂开而生出来的小鸡长大后，又会生下迟早会裂开的整全椭圆形的蛋（这是置之于死地而后生的道理）。
圣经在治国和国家制度的原则在相信他的国家是行的通；可是对于坚持不要上帝，而只要圣经对国家架构的模式，是不能够行得通的。要一部车子，可是却坚持不要引擎的人，就算得了车子也是枉然，开不动。没有上帝的圣经国家架构，真的能够无私地实行公义吗？非得连耶稣也一起要才行，因祂是圣经国家架构模式的主宰。
结论
谢品然对公共神学的热爱其实也有他的排他性，就是排挤了圣经有排他性的可能。从负面角度看，他也与其他神从前兴起复兴某方面真理的神学家一样，当过于高举某一方面真理和理想化时，会陷入排挤其他可能的危机。从正面角度，神兴起了他来复兴基督徒所缺乏的一面观点（公共神学），为的是使到基督信仰得以恢复到更加全面。
电影的身体（形式）
梅智理的《神学与电影的关系：彼此丰富的途径》，看此篇文章，作者提出了许多的电影名称。如果笔者和作者看过相同的电影（尤其文艺剧情片），就可以和他产生出共鸣，可惜有许多都是笔者没有看过的。外在地来看，笔者蛮欣赏“李金好”的翻译，文笔的流畅帮助笔者容易阅读。简单带入笔者所要说的，共鸣度在阅、听、看中占有了重要的席位，同时故事的流畅性促使人决定是否要继续阅、听、看下去。
接续以上观点，电影的故事可以从直线式和圆形式角度来分析。直线式的电影，是按故事发展情节的电影，它较能被普罗大众所接受的必备元素（流畅性）。圆形式的电影，虽然它的故事仍有时间性的发展，但故事却有着为某些思想观念作为探讨的表达形式，往往得奖的电影多半属于这一类型（和当地观众的文化、背景、知识产生共鸣，从而进行思想的交流）。拥有着直线和圆形这两大元素的电影一般会得到极高的评价。电影的确是如作者所提到一样是可以引发深度的反省和行动的。而笔者认为要取决于此电影“圆形式”和共鸣度的数值有多少。
电影的灵魂（要素）
本人曾在学院修读过3个月的电影和戏剧研究课程。在市面上的电影的故事中必须要有骨干的中心内容，而把故事推上高潮的钥匙就是“冲突”！一个没有“冲突”情节的故事是平淡的。“冲突”这奇妙的元素（无论是在现实或思想）能够将人推向高潮，也能把人拉到低谷，与圣经所提的“试验”（Test & Prove）和“试探”(temptation）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笔者怀疑是否基督徒们都能在虚构与真实、真理和世界混乱之理的“冲突”中，如作者所提般“以谦虚和开放的态度，去处理人一些深奥的问题（在电影里）”吗？未必。
电影的评估
作者对电影好坏的评估，在内容的评估法上是非常好的，也提出了许多见解。但这也是文章最大的问题，他的评估法只有在电影的内容成分上。电影评估法其实也可以在其表达手法上，例如音乐和对白。在电影里，音乐代表了当时人物的心境，而好的电影可以在拍摄的角度（仰角、特写、长角近角等等）表达出戏的重点在何处。好电影的对白可能和电视剧相较之下会较少（电视剧偶尔单听不看画面也可以知道故事的发展），因为画面已经表达了剧本要说的话，演员不必常把故事明明地说出口。另外演员的素质也是非常的重要、电影的商业程度、剪接的节奏。。。。都是评估电影的重要要素。
在表达手法上，我们可以体验到，好的剧本没有好的导演和制作单位是不能成气候的。引用教会的讲道为例子，有时纵然讲道者拥有优异的神学学位、知识、亮光。。。若没有好的恩赐或表达手法，好的讲章就会被糟蹋；反之二者都齐全的，就能称得上是一个好的讲道。
号称“艺术”的电影就属中性？？
在戏剧和电影研究中，本人在里头的发现大家都在艺术的训练空间下，常藉着打坐、冥想、新纪元运动等虚幻的音乐，帮助“放空”自己，达致无我状态。好叫自己在忘我、放松的状况下，完全忘记现实情况和个人自尊，进入角色中去演出，在排练中作出许多违反仁义道德的事，如：同性拥抱、接吻、扮演鬼魔的角色等等诡异的行为，最后反而无法走出角色，陷入一段心理的低潮时期。因此在艺术的空间里，并没有特别标榜何谓真理，何谓歪理，一切都只为了艺术，实在荒唐之极。作者在外在角度观看艺术，认为裸体的画是中性的，不能说是含有色情成分，笔者大力地反对（除非他读医科吧）。同样地，在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没有信仰立场者（无神论）是与失丧者没有两样的，灰色的事不能把它当成是白色。我们在神学和真理上来观看电影，不能只从投入故事里去反思故事的角色内容，也必须走出故事，从扮演者的演绎角度、制片人本身的价值观去分析电影。里外兼修，互相兼顾。有些标榜“艺术”的事物不能太早断定它为中性，一切要查验它的根源是否是正或是处在混乱的情况（好坏参半的情况）。
全时间与非全时间在教会的比较
教会有组织后，许多时必须要做归类区分。可是必须搞清楚，全职与业余这两个名词并不完全代表全时间or 非全时间。因为全职也可能是全时间or 非全时间，业余也可能是全时间 or 非全时间。我们所定义全时间的服事是——在凡事上全时间为神的使命和为神所赐的生命来活，“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林前10:31
在这全时间的定义下，无论是“全职”或“业余”的非全时间事奉者，都无法荣神益人了。反之，全职与全时间事奉并行的人们，他们的产业是耶和华本身（一般上将得到神的直接的启示、陪同和供养）申18:1-5；业余与全时间事奉并行的人们会“得地为业”（一般上将得到神普遍的启示及神所赐之地上产业）。
专业、通才、生命果子
作者文章提及，某些保守老派认为生命品格和通才（样样都懂）较为重要；反之，某些新派则认为神学和专业较为重要。这同时延伸出其他问题，如：生命品格还未健全者（其一原因为刚信主），是否可以事奉神？另一方面，神学又是否为牧会的必经之路呢？笔者觉得没有绝对，要视情况而定。事奉除了要看生命品格、专业、通才、恩赐等，还需要仰赖福音的大能（在这讨论里省略此项不提）。
在专业知识和生命果子最大的导师和责任是谁？是圣灵还是神学院？因此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他们之间哪个为主哪个为副？笔者想，虽然都是非常重要，但专业知识和生命品格培育的当然是以圣灵是主，神学院为副了。作者说得好，知识和灵命并不对立，另外，笔者认为“服事果效”的定义却有相异之处。当全职服事者不是“通才”样样都会和不在恩赐范畴下，不管进度快慢仍继续前进地服事，它的果效可以让人看见神仆圣灵之生命果子的流露（防守的事奉），别人可以看见神仆人的坚持、忍耐、爱心等。当神仆人在恩赐和专业领域底下进行服事时，当然地，他们的能力和才干得以发挥，事工看得出有外在彰显的成果（攻式的事奉）。因此当生命品格和恩赐专业的攻守双管齐下，加上神的帮助，果效会非常惊人。这就要取决于教会是否明白这两项道理了。
选召与雇工
当教会迈向公司和机构化，所形成的雇工化和宣召之间就有了张力。我们必须明白基本的两大原则：何谓神的宣召或雇工。神的宣召可以带来服事的委身和责任感，因着教会缺乏而聘请雇工可以迅速地弥补服事需要的空缺，但同时会有随时“辞职”、因着雇工不是在当地教会“土生土长”，会出现“文化冲突”等问题。
笔者鼓励缺乏的教会需在祷告中等候神的选召，虽然金钱是由教会支付，但必须明白金钱都属于神，不属教会本身或任何执事团的，教会和执事都只是神产业的管家（当然要如此“伟大地”认同此道理是不容易的），所以不是教会供给主的仆人，而是神本身。并且外来或土生土长的神仆人和教会本身需要明白在一切大环境的背后是神选召适合和愿意委身的人来服事。
结论是，教会需要清楚了解何谓黑和白，也了解何谓“紅、橙、黃、綠、藍、靛、紫”，就不会卡在二元化和灰色地带了。
开始阅读李炽昌的《希伯来“诗篇”与中国“诗经”对人性的想象》，因着孤陋寡闻，笔者一直认为儒家的诗经全是孔子所写孔子所写。同样地，圣经的诗篇一般上也会被误认为全由大卫所写一样。其实当中包含了不同的作者。当然此情况也出现在圣经其它书卷中（尤其旧约书卷），以及中国掺杂的文化而对信仰大混乱以致搞不清原来基本信仰的根基和源头的民间信仰。
圣经的诗篇和中国的诗经能否共同对话呢？若果它们两者是取决于两种不同文化的产物极可能是不能够的。可是圣经或基督信仰是一个跨文化的信仰和经典，虽然具有排他性（如：自我经典持有绝对真理），但也不失公共性（如：基督对全世界的拯救观、旧约以色列人物为全球典范 & 比他教更强烈的宣教意识等）。因此特别身为华人基督徒的，不管是对自我或与他者的沟通，就能以中庸的情况来代表进行对话。
必须意识到的是，儒家的诗经绝对不能比拟或与圣经成正比。若真要和圣经互相对观，它可能只能和“身为”圣经的诗歌与智慧书来进行观摩。由于圣经中拥有绝对真理观，那么基督徒在对话时需做的就是暂时放下“审判”其他经典的观念，以宣教为最终目的，方能达成沟通平台。
从笔者个人反思中，可以看见许多明显的对比处。作者说得好，圣经的诗篇与中国的诗经最大不同点，就是前者无论社会变成好或坏，都有神作整个大境况背后的主宰。反之中国诗经的“哀歌”部分是一个从公众败坏现象到个人反馈，再从个人哀叹到反讽在高位者或对社会公众的提醒。《诗篇》的哀歌部分是人在各大好坏景况中对神的呼求，而《诗经》写作的对象却是人（无论是对被指为上帝的皇帝、官员或是百姓）。正因如此，一个的希望寄托于那永活、并且会回应及拥有最高道德的神（具体）；另一个则是寄托于道德正直的观念，用以改变社会腐败的现象（抽象）。
最后，在诗篇和诗经中，笔者觉得儒家在《诗经》的中心思想是——以德为天（以伦理道德为神）；反之，基督信仰的《诗篇》则是——以天为德（以神本身为道德标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