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阅读李炽昌的《希伯来“诗篇”与中国“诗经”对人性的想象》，因着孤陋寡闻，笔者一直认为儒家的诗经全是孔子所写孔子所写。同样地，圣经的诗篇一般上也会被误认为全由大卫所写一样。其实当中包含了不同的作者。当然此情况也出现在圣经其它书卷中（尤其旧约书卷），以及中国掺杂的文化而对信仰大混乱以致搞不清原来基本信仰的根基和源头的民间信仰。
圣经的诗篇和中国的诗经能否共同对话呢？若果它们两者是取决于两种不同文化的产物极可能是不能够的。可是圣经或基督信仰是一个跨文化的信仰和经典，虽然具有排他性（如：自我经典持有绝对真理），但也不失公共性（如：基督对全世界的拯救观、旧约以色列人物为全球典范 & 比他教更强烈的宣教意识等）。因此特别身为华人基督徒的，不管是对自我或与他者的沟通，就能以中庸的情况来代表进行对话。
必须意识到的是，儒家的诗经绝对不能比拟或与圣经成正比。若真要和圣经互相对观，它可能只能和“身为”圣经的诗歌与智慧书来进行观摩。由于圣经中拥有绝对真理观，那么基督徒在对话时需做的就是暂时放下“审判”其他经典的观念，以宣教为最终目的，方能达成沟通平台。
从笔者个人反思中，可以看见许多明显的对比处。作者说得好，圣经的诗篇与中国的诗经最大不同点，就是前者无论社会变成好或坏，都有神作整个大境况背后的主宰。反之中国诗经的“哀歌”部分是一个从公众败坏现象到个人反馈，再从个人哀叹到反讽在高位者或对社会公众的提醒。《诗篇》的哀歌部分是人在各大好坏景况中对神的呼求，而《诗经》写作的对象却是人（无论是对被指为上帝的皇帝、官员或是百姓）。正因如此，一个的希望寄托于那永活、并且会回应及拥有最高道德的神（具体）；另一个则是寄托于道德正直的观念，用以改变社会腐败的现象（抽象）。
最后，在诗篇和诗经中，笔者觉得儒家在《诗经》的中心思想是——以德为天（以伦理道德为神）；反之，基督信仰的《诗篇》则是——以天为德（以神本身为道德标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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